去年,88歲的張學海先生接受新黃河專訪。濟南時報·新黃河客戶端記者黃中明 攝
(資料圖片僅供參考)
著名考古學家,原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(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前身)所長、研究館員張學海先生,因病于2023年2月9日14時51分在濟南逝世,享年89歲。這位新中國成立以來山東考古事業(yè)的重要開拓者和領航者,為山東考古留下了豐富的精神遺產。
“考古對我來講,就是一大樂事”
張學海先生1934年生于浙江溫州,1961年畢業(yè)于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(yè)。曾任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、山東省考古學會常務副理事長和中國考古學會理事。張學海先生終生致力于田野考古和考古研究,田野考古學造詣深厚、成果卓著,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山東考古事業(yè)的重要開拓者和領航者,為中國考古事業(yè)的發(fā)展作出了卓越貢獻。
去年6月,新黃河記者曾采訪張學海先生。八旬高齡的他,依然思維縝密、激情滿懷?;赝脊湃松?,他說:“考古對我來講,就是一大樂事。我只要一下田野,就非常興奮,可以說觀察疑難地層現(xiàn)象,能夠到了廢寢忘食的程度。所以考古界認為我是一把鏟,田野考古學水平還行。年輕的同志往往不大注意田野考古,其實我的有些成果是純粹由田野考古學水平帶來的,例如史前城的調查?!?/p>
領航山東考古蓬勃發(fā)展
在很多同事眼里,張學海先生事業(yè)心強烈、淡泊名利,和高校、科研部門考古機構關系和諧。作為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,他熱情支持大家一起在山東進行考古發(fā)掘,共同繁榮山東考古事業(yè)。他重視培養(yǎng)人才,在田野考古技能上親自進行傳幫帶,同時注意培養(yǎng)既會鉆探又會發(fā)掘的考古技工。在他的主持下,山東考古迅速形成蓬勃發(fā)展的局面。
現(xiàn)任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孫波記得,自己剛從山東大學畢業(yè)分配到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時,“非常幸運,第一次參加工作就碰到了棗莊建新遺址的考古發(fā)掘”,而且得到了張學海所長的指導,“我們剛開始對建新遺址發(fā)掘的時候,腦子里是沒有聚落觀念的,不知道要把墓地和居址聯(lián)系起來考慮,后來我們老所長張學海先生到工地現(xiàn)場對我們進行指導,告訴我們要關注各個遺跡之間的、各區(qū)域遺存之間的共時性的關系、空間的關系,一個平面上不同性質的這些遺跡有沒有組合關系,這種組合關系能反映一種什么樣的聚落形態(tài)。這一點當時對我來說真是醍醐灌頂,這才開始想到我們要怎樣去關注這些問題,對我們考古發(fā)掘的資料,不僅能找出它的早晚,還能把它拼合出一個社會的圖景來。它首先是一個聚落的圖景,然后再根據(jù)這個聚落的圖景,來研究它背后社會的圖景。”
1993年發(fā)掘完建新遺址之后,當年年底孫波就轉入到了薛故城遺址的發(fā)掘中,孫波說:“在薛故城遺址的發(fā)掘上,主要也是張學海先生對我們進行了指導。這個指導對我的影響在哪里?主要就是在考古發(fā)掘的同時,也要充分考慮到它的文獻史所反映的時代背景和歷史階段。同時,遺址和它周圍一些相關的遺跡現(xiàn)象、聚落的關系,也要統(tǒng)籌、納入到對這個遺址本身的考察上。”
其后,孫波又參加了景陽岡遺址的考古發(fā)掘工作,“也是在張學海先生的主持之下,我跟著他把陽谷、茌平、東阿這幾個縣區(qū),包括聊城市區(qū)都跑了一遍,把這些過去覺得有線索的遺址大部分都進行了探勘。這項考古工作使我當時隱隱約約意識到,在做聚落考古的時候,要考慮到它的區(qū)域,不僅是遺址本身和這個遺址相關的,還要有對聚落群的關注。這些重要的遺址,和普通遺址,它們在空間上都是有關系的,可以組成一個群落,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,這也是我們本土學者探索中國的聚落考古非常重要的一個進步,我覺得它的意義非常重大。雖然當時沒有明確地提出這種區(qū)域的概念,但它在我們本土的這些最頂尖的學者里頭實際上是已經有了,只是用另一個名詞來代表它。比如張學海先生經常使用的就是‘文化小區(qū)’或‘聚落群’?!?/p>
提出探索中華文明起源的一家之說
數(shù)十年致力于田野考古和考古研究,張學海先生成就卓著:他不斷推進大遺址“四有”探掘,融大遺址保護與故城考古為一體。他率先對墓葬進行分組,分魯城周墓為甲乙兩組,揭示了居民的族屬、族居族葬、懸殊的社會地位及變化等重要信息,開啟墓葬發(fā)掘研究的新階段。他長期關注齊魯故城,努力建設一流考古基地;首先對齊魯文化作出概括,為齊魯文化研究做了開山鋪路工作。在他的主持指導下,海岱區(qū)發(fā)現(xiàn)較多龍山文化城,他率先啟動海岱史前城課題研究。他從方法論高度總結了大遺址探掘方法,豐富了中國田野考古學的基本方法。基本由他編寫的《曲阜魯國故城》先后獲山東省社科優(yōu)秀成果一等獎和“夏鼐考古學研究成果”二等獎。城子崖遺址探掘被評為1990年度和“七五”雙十大考古發(fā)現(xiàn),獲國家文物局首屆“優(yōu)秀田野考古成果獎”二等獎(一等獎空缺)。
特別值得一提的是,張學海先生提出國家誕生是中華文明形成的根本標志,史前聚落群聚落形成“都邑聚”式金字塔形層級結構,標志國家誕生的一家之說。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,通過對海岱文化區(qū)的文明起源進行探索,張學海先生思考了中華文明起源問題,提出國家誕生是中華文明形成的根本標志,證明中華文明的形成,必須要找到一批中華古國。國家由部落脫胎而來,探索國家誕生就要首先確認一些典型部落。他認為大汶口文化聚落群先是部落,其中少數(shù)規(guī)模大和較大的聚落群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之交的5000年左右已發(fā)展成國家,標志是群體內的聚落形成了“都邑聚”式金字塔形層級結構,關鍵是群體的中心聚落向政治中心即“都”轉化?!岸肌钡臉酥臼怯械钐眯再|的大建筑基址和王墓性質的大貴族墓,高于一般的文化總體水平以及明顯大于群內其他聚落的規(guī)模,或者是城。他認為部落向國家過渡,集中體現(xiàn)在部落中心向政治中心即國都的轉變上,并首先實現(xiàn)了轉變。私有制的發(fā)展是這一轉變的基礎,人口不斷向中心聚落集中是催化劑,管理機制的改變是實現(xiàn)轉變的標志。中心聚落管理機制的改變,表明氏族制的消亡,產生了公共權力,標志國家的基本誕生、文明社會的到來。而大型和中大型聚落群所體現(xiàn)的部落,內部應該具有氏族、胞族、部落的完整體系,這種部落內部實際上具有3個層次。當部落中心轉變?yōu)檎沃行?,公共權力產生后,新管理機制將順理成章地被推行到全部胞族與氏族,它們遲早都將轉變成該國的中層與基層組織,形成垂直的都、邑、聚式的行政管理體系,最終完成部落向國家的過渡。
原標題:痛別! 著名考古學家張學海逝世 他是山東考古的領航者,為海岱考古傾注一生激情
值班主任:顏甲
作者:濟南時報·新黃河客戶端記者:錢歡青
責任編輯:高原